□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引子
开篇以来,一方面一再将“辛亥革命第一枪”放在武昌首义的宏大格局中,一再消解“第一枪”被后人赋予的太多意义与象征。同时,却又不厌其烦地说道徐万年“首鸣手枪者再”。
权威的说法是熊秉坤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徐万年鸣冤叫屈?
当然不是。
因为徐万年真的不差这一枪。反复说徐万年“首鸣手枪者再”,无非是想借“第一枪”的法门,纪念一位我们不该忘却的武昌首义元勋而已。
既然借“第一枪”说事儿,那就看看权威说法的“熊一枪”——熊秉坤,在其《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是如何在回忆自己的时候牵掣出徐万年的——
“一九一一年四月(辛亥三月),工程第八营同志田智亮与熊秉坤至武昌城内分水岭三十二号谒孙武,座中有居正、邓玉麟、徐万年等,谈论颇洽。熊自是加盟于革命,承嘱负工程第八营一营全责,名之曰总代表。
“熊秉坤、徐万年、刘复基、彭楚藩、胡祖舜、王宪章等,于首义之先一月,在蛇山抱冰堂开各标、营代表大会,到者二三十人,制定规约。其组织分为排、队、营、标,各有代表;非标代表或独立营代表,不能参加干部会议;标或独立营代表,乃能传达干部决议。
“蔡济民掀被而起,泪痕未干,盖因彭、刘、杨惨死故也。熊谓不应作儿女态,并询以炮队发难计划。蔡曰:‘哪里有计划?他们都跑了,摇清(即孙武,原名孙葆仁,字尧卿,因仰慕孙文,改名孙武;将尧卿改为摇清,决心摇翻清朝)面部炸伤,只有教炳三(即邓玉麟)再去炮队试它一试。
“金兆龙(金铫龙)突破两道障碍,始达到炮队第八标后营门,时炮队内部已响应。金遂与炮标同志蔡汉卿、程国桢、孟发承(应为孟发臣)、徐万年(徐此刻当不在炮队)等谈城内同志盼炮队进城如大旱之望云霓。唯夜间不便驾驶,由双方同志与士兵拖炮三门,向城内进发。同来者有李作栋、邓玉麟两同志,系昨夜送信炮队未走者。
“第八标炮队总代表徐万年回标,将所有大小各炮悉数运到楚望台。此时兵力增大,士气甚旺,吾人最大而最重要之工作,即攻督署而占领之也。
“黎(黎元洪)即乘之起行,吴总指挥(吴兆麟,工程营连长辛亥武昌首义,临时总指挥)派兵百余名扈送,熊秉坤、邓玉麟、李作栋(李春萱)、徐万年、马骥云(河南固始人,敢死队队长,冒死攻占湖广总督衙门)诸同志随行。队前有旗帜两面,黎欲去之不可得,意殊不悦……黎、邓等乃至咨议局。革命军同志以为已将黎劫持,可以依靠,当时固未计及有后患也。”
熊秉坤站在自家与工程营方面回忆武昌首义,徐万年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巨大存在。
之所以反复说“第一枪”,无非是想说徐万年“首鸣手枪者再”,是武昌首义的信号枪、发令枪。
至于工程营的“第一枪”,无非是争执之下掂起步枪打了人而已。这意外的一枪,尽管起到了发动工程营起事的作用,但要说其为武昌首义的信号枪、发令枪,有些勉强。
【一个小镇,六位辛亥先贤】
徐万年、王鹤年、孟华臣、马云卿、马骥云、钱芸生……辛亥首义,河南志士云集武昌。
当然,这只是“挂一漏百”。
作为河南媒体,对武昌首义较少关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厚重河南》推出系列报道,记者这才不期然与武昌首义元勋徐万年偶然“相遇”。
“武昌起义元勋辛亥武昌首义,在河南,在南阳,乃至在南阳市宛城区瓦店镇,也不只是徐万年一人。”长期致力于徐万年研究的南阳市第十中学教师袁海东先生说,“因为关注徐万年,也了解到瓦店镇其他参与武昌首义的志士的一些情况。如钱芸生,字露仙,幼年讨荒落脚瓦店镇,后到武昌当兵,经徐万年介绍加入共进会,担任湖北新军混成协炮工辎(炮营、工程营、辎重营)总代表兼联络员,1911年9月,当选为湖北革命党军务筹备员。10月10日晚,钱芸生与战友蔡鹏来等放火为号,发动起义,率队进攻楚望台。1913年6月,被稽勋局评定为甲级功臣。曾任湖北省都督府参议,湖北船政局总办。1930年秋,钱芸生回到瓦店镇,受凉而病,不幸去世。早年,家中留有他的勋章、勋刀,还有宋教仁、黄兴的手书,后皆遗失。宋教仁为其题联‘寄情山水,观化天下’,落款为‘露仙仁兄校正宋教仁手书’。”
1913年6月,大总统袁世凯命令稽勋局核定武昌首义有功人员,“六百八十五人,分甲乙丙丁四种”,其中甲种功臣136名,徐万年、王鹤年、钱芸生赫然在列。三人中,钱芸生排位在后,在136名甲种功臣中排在第28位。
徐万年、王鹤年、钱芸生,都是瓦店镇人。
除却三位甲种功臣,参加武昌首义的瓦店镇志士至少还有——
田子清,生卒年不详,瓦店镇人,辛亥首义战士。南北和议后,在湖北军政府做事。1927年,曾在刘少奇领导的共产党武汉总工会工作。1928年回乡,曾和徐万年一起卖柴,后又与其兄田子砚等合开花布行。
许丙炎,生卒年不详,瓦店镇逵营人,首义前在小朝街革命秘密机关做事。10月9日,与“武昌首义三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一起被捕。起义成功后,被革命党人解救。之后,回到瓦店镇,以开设私塾为生。
朱金书,字麻衣,又字马义,生于1884年,瓦店镇朱张庄人。1911年10月,在武昌参加新军起义。南北议和后,弃军从商,做粮油生意,往返于汉口、襄樊、南阳等水陆码头,也贩运生猪、杂粮、桐油、杉竹等货物。因遭遇盗匪抢劫,连续受到意外打击,后在瓦店镇界中街开设坐商(在固定地点经商,与“行商”相对),字号“公兴长”粮行。卒于1971年,享年87岁。
一个小小的瓦店镇,经过一位当地教师不完全的业余“检索”,竟然“搜罗”出6位辛亥先贤。
除却瓦店镇6位先贤,参加武昌首义的河南志士还有孟华臣、马云卿、马骥云……
当然,也不只是他们9人。
查阅资料,有的说,武昌首义,河南籍志士约占1/3,其与湖北,共同构成了武昌首义的主体。
【埋葬帝制,不分汴梁武昌】
武昌远在湖北。
河南志士不在自家的开封汴梁奋起革命,缘何“客居武昌”,成了辛亥首义的主体?
考察武昌首义河南志士,大都出于河南南阳,抑或靠近湖北的河南信阳。
“金赊店、银石桥、铜瓦店、铁安皋——南阳人爱以金、银、铜、铁形容自家的四大历史名镇。赊店,现在社旗县县城;其余三镇,现在还是南阳名镇。”袁海东说,“细数南阳四大名镇,曾经都是水陆码头,都是人流、物流的集散之区。直到今天,瓦店镇城区约有2万常住人口,精于商业、追逐商业的回族大概占了一半。”
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的水,就要从南阳流到郑州、北京了。但是,不调的话,南阳的水,则是自北而南,流向湖北。
就行政区划而言,南阳归于河南;就地理单元而言,南阳融入了湖北。也因此,南阳人到湖北当兵,一如白河向南流淌,自然而然。
考察河南志士,他们大都读过几年私塾。
这,也是湖北新军的一大特征。
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安阳)举行秋操,北洋袁世凯、湖北张之洞所练南、北新军在此演习,时人评价: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一时,湖北新军成为中国大地上仅次于北洋新军的军事力量。
因为“以学问胜”,湖北新军的思想观念,要比北洋新军进步得多。于是乎,湖北新军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革命、组织起事的良好舞台,成了颠覆清王朝首义之师。
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总是多项且相互联系的。单个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往往也只是相对的。
一百年了,而今回望武昌首义,也不是八百里水泊梁山排座次,非要给某些人物的功绩大小排出个什么序列,非得弄清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不可。
“辛亥革命第一枪”,只是一个“脸谱”,成为永远不解的谜,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过,当某些重要人物的显赫事功与生命价值已被集体无意识地忽略,甚至遗忘,清理其历史功绩就是求真求实,那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之所以叫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之所以定在10月10日,都是因为武昌首义爆发于旧历的辛亥之年,公历的1911年10月10日。
武昌首义是埋葬清朝统治的总动员令。
在此之前,并非没有武装起义。就在辛亥这一年,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了广州黄花岗起义。这是孙、黄投入精力最充分、筹款最多的一次武装行动。
黄花岗起义失败,孙中山流亡海外,并断言:推翻清政府,将是一场持久战。
但是,不到半年,武昌首义成功了。
孙中山感到意外,很多人也就把它的成功说成“偶然”。
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主要是以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如果离开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需要重写。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除了关注“第一枪”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士兵成为革命党人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相当不够。
如果不是湖北新军揭竿而起,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还是需要重写。
忘却徐万年,武昌首义成功也许就会变得“偶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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