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海徐家汇土山湾
印刷业主导下的古籍影印
古籍影印，是清末随着西方的照相石印术传入我国，产生并发展起来的。贺圣鼐《三十五年来中国之印刷术·平版印刷术》云：
“吾国之有石印术，发剏于上海徐家汇土山湾印刷所，时在光绪二年（1876）。前此在宁波之花华圣经书房顾尔达（Mr.）亦曾拟办石印于中国，然未见诸事实。土山湾印刷所之首办石印者，为法人翁相公及华人邱子昂二人。然其所印者，仅限于天主教之宣教印刷品，如唱经等件而已。石印书籍以上海点石斋石印书局为最先。……书商见其获利之钜且易，于是至光绪七年（即西历一八八一年）粤人徐裕子（鸿复）有同文书局之设，购备石印机十二架，雇用职工五百名，专事翻印古之善本，《二十四史》《康熙字典》及《佩文斋书画谱》等书尤其著者。（张静庐《中国近代出版史料初编》257 页）”
从贺圣鼐所述及相关资料来看，古籍影印起源于1879年的点石斋石印书局，此后的近二十年，唱主角的是点石斋石印书局和同文书局，确定无疑。这个时期古 籍影印活动的主体是印刷机构，如各石印书局、书庄等，目的是充分利用先进的照相石印设备，更快、更多地获取利润。自身没有印刷设备的书局、书庄，原以销售图书为业，此时亦跟风影印旧籍，只是印制工作需要外包，性质与前者相同。民国时期古籍影印的主体变为出版机构，例如商务印书馆、中华书局等，经营者的目光更长远，专业性更强，开始重视影印古籍的社会效益，因此获得了更高的经济效益和知名度；印刷则沦为图书制作的一个技术环节。中华书局创始人陆费逵，对那个时期印刷业与出版业的关系，有过一个经典论述：
“我国习惯，对于出版业和印刷业，向来界限不分。古昔不必说了，就现在两个大的出版印刷业说：商务印书馆谁都知道它是我国唯一的出版家，它的营业，出版占十分之六，印刷占十分之三，但是它最初是专办印刷的，所以它的牌号到现在还有‘印书馆’三字。中华书局在印刷业也占着全国第二的位置，彩印且占第一的位置。但是它最初只营出版业，不从事印刷，所以到现在仍是以书局为名。（陆费逵《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引自张静庐《中国出版史料补编》273-274页）”
印刷业与出版业界限不分的主要表现，就是印刷机构大肆翻印古书。陆费逵先生接下来对印刷业印行古书的方式，作了说明：
“当时的石印书局，因自己不编译，专翻印古书，所以没有什么编译所的名称。大概在发行所或印刷所另辟一室，专从事校阅。总校一人，一定要翰林或进士出身，月薪三十两。分校若干人，举人或秀才出身，月薪十两左右。搜觅到一种书，经理决定要印，便照相落石，打清样校对，校过便印订，所以出书是很快的（同上）。”
从事校阅的总校、分校，有时还要负责为翻印之书撰写序言，但落款署名的往往是书局老板。如点石斋影印本《皇清经解》序言，述该书内容、修撰历史甚详，显然不是英人美查所能胜任，却落款“点石斋主人譔并书”，还钤有“美查”之印。同文书局所 印之书的序言，也经常落款为“同文书局主人”。
“自己不编译”，印什么书完全跟着潮流走，什么书赚钱快就印什么书，是印刷业做书，或者说清末古籍影印的重要特征。
清末影印古籍的特点
陆费逵先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中，对清末影印古籍作了一个概述：“石印业印书多而营业盛。因为科举时代携带便利的缘故，各种经书及《大题文府》《小题十万选》一类的书，都缩成极小的版本。后来科举改革，要考 史鉴策论，于是《廿四史》《九通》《纲鉴》以及各种论说，又复盛行一时。”
陆费逵先生总结那一时期影印古籍的特点有二，其一是科举参考类书数量大，其二是便于携带的缩印本多，可谓一语中的。我们随意翻阅一下清晚期的有关书目即可发现，诸如《大题文府》《小题文府》《小题三万选》《小题四万选》《小题五万选》《小题十万选》《小题正鹄》《小试金丹》《四书典制类联音注》 《五经备旨》《增订四书备旨》《策学备纂》《经学辑要》《增广诗韵全壁》等应试石印书种类繁多，版本丰富；史鉴策论之书，如《廿四史》《纲鉴易知录》等，各出版机构亦纷纷涉足，翻印之书比比皆是。上述图书的一大特色，便是“袖珍版式，以其便于舟车诵读”。
此时的“袖珍”书，开本小的出奇，例如同文书局光绪甲申（1884）印制的《典林瑯嬛正续编》，开本高9.5厘米，宽6.9厘米；点石斋光绪五年（1879）缩印的《四库全书简明目录》，开本更小到高9.2厘米，宽6.1厘米。此时之“袖珍版式”，已非宋元巾箱本可比。传统的中国古籍普遍“字大行稀”，版面舒朗，故早期的巾箱本书品虽小，字却不小。石印袖珍本，缩小原书开本的同时，有时还采用“四拼页”，甚至“九拼叶”的方式，在本就很小的半叶版面上，拼接了两个或者四 个半筒子叶。书商大幅度缩印古籍的真实用意，是为了抢占市场，获取更多的经济利益。正如醒醉生《庄谐选录》卷六所云：“近年石印书盛行，然业此者涉利为主，贪缩小则书少易售，遂至小如丝缕，因此伤目者多矣。”
清末社会动荡，法纪松弛，导致图书出版陷入无序，甚至恶性竞争的状态，作为翻印快捷便利的石印书出版，更是首当其冲。除《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三国演义》《水浒传》《红楼梦》 等“大路货”，被众多书庄抢印外光绪甲申，号称第一盈利之书的《康熙字典》，竞争尤为激烈。据不完全统计，清末参与影印《康熙字典》的机构有点石斋、同文书局、锦章书局、广益书局、宝善书局、宝文书局、澄衷学堂、复和书局、久敬斋、鸿文书局、鸿章书局、积山书局、宝文阁、凌云阁、文盛堂书局、文星书局、文玉山房、瀛华书局、章福记书局、上洋鸿宝斋、慎记书庄、月育文书局、商务印书馆等，多达二十几家。其中市场行情较好的点石斋、同文书局版本，被多家书庄克隆印制。点石斋的三栏本《康熙字典》甚至被文玉山房、瀛华书局翻制成铜版印刷，后来居上。
即使是篇幅巨大的二十四史， 也不乏竞争者。点石斋动手最早，于光绪癸未（1883）推出了仿汲古阁本《史记》《汉书》《后汉书》《三国志》；光绪戊戌（1898 ）重印；至光绪癸卯（1903）印行了《辽史》，行款相同，均为每半叶 二十二行，行五十字的割裱本。因资料不全，点石斋本《二十四史》不知最终是否完成。同文书局的乾隆殿版《二十四史》，于光绪甲申（1884）面世，版式依照殿本，开本略小。同文本《二十四史》因内容完整并附考证，字迹清晰，先后被竹简斋、上海文澜书局、五洲同文局翻印。其中竹简斋采用逐行割裱方式，将同文本 710 册缩减至 200 册，开本有大小之分（16开、32开），至少印刷过四次；上海文澜书局更以三栏九拼页的方式，缩至80册；只有五洲同文局版式未变。另外，上海蜚英馆、久敬斋也分别影印了前四史，二者版心均标注“乾隆四年校刊”，貌似殿本，但行款差异较大，似为逐字割裱，蜚英馆每半叶十五行，行三十二字；久敬 斋每半叶二十三行，行四十八字。
陆费逵先生在《六十年来中国之出版业与印刷业》中，提到清末影印古籍衰败的原因时说：“三十年前清朝废科举，于是石印业一落千丈。考试的书原售一、二元的， 此时一、二角也无人要。大的石印书庄因考试书的倒霉，都关门了”。其实，当年石印业一落千丈的原因，固然同废科举有关，但更主要的还是印刷业主导下的古籍影印，主持者目光短浅且唯利是图，又缺乏古书版本、出版专业方面的知识，注定了其昙花一现的命运。
同文书局启示录
光绪七年（1881），粤商徐鸿复、徐润开设了同文书局，购备石印机12架，雇用职工500名，专事翻印古籍善本。《徐愚斋自叙年谱》光绪八年附记，对同文书局的始末作了一个简要概括：
“查石印书籍，始于英商点石斋，用机器将原书摄影石上， 字迹清晰，与原书无毫发爽，缩小、放大悉随人意。心窃慕之，乃集股创办同文书局， 建厂购机，搜罗书籍以为样本，旋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板白纸《二十四史》全部、《图书集成》全部陆续印出，《资治通鉴》《通鉴纲目》《通鉴辑览》《佩文韵府》《佩 文斋书画谱》《渊鉴类函》《骈字类编》《全唐诗文》《康熙字典》，不下十数万本，各种法帖、大小题《文府》等，十数万部， 莫不惟妙惟肖，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迨光绪十七年辛卯，内廷传办石印《图书集成》一百部，即由同文书局承印，壬辰年开办，甲午年全集告竣进呈，从此声誉兴隆。唯十余年后，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知难而退，遂于光绪二十四年（1898）戊戌停办。”
堪称“石印之冠”
说同文书局影印之书“莫不惟妙惟肖， 精美绝伦，咸推为石印之冠”，绝非妄言， 就以当时最具影响力的两部书《康熙字典》《二十四史》为例，便可证明。先说《康熙字典》。
同文书局从清光绪癸未（1883）开始影印《康熙字典》，当年出了两个版本，其中一种在天头排列了篆字。原版《康熙字典》是没有篆字的，这一版大概是《康熙字典》影印本中首次增加了篆字。此后增篆《康熙字典》便成为主流产品，广受欢迎。光绪庚寅季春（1890），同文书局推出了半叶十八行，行二十四字本《康熙字典》，在字体缩小不明显的情况下，比殿版十六行本节省近十分之一的篇幅，又增加了篆字，且编校精当，字迹清晰，很快受到追捧。至迟在民国十四年（1925）， 中华书局便开始影印同文书局十八行本《康熙字典》，强强结合，由此开启了同文书局本《康熙字典》畅行百年的辉煌史。1949 年之前，中华书局本《康熙字典》，封面书签均标有“同文书局原版”字样，书前牌记为“同文书局原版中华书局精印”。1958年1月，中华书局出版发行了精装本《康熙字典》，并在每页下方标注“同文书局原版”字样，至今重印了上百万册。
再说《二十四史》。武英殿《二十四史》，是中国早期石印业者最为看重的“热门”， 捷足先登的是同文书局。同文书局《股印二十四史启》云：“欲窥全史者，非殿版不可，而殿版又非乾隆初印不可。盖重修晚出之本，往往渐失其真，不足贵也。道光以前，累世承平，人文蔚起，通都大邑，必有庋藏全史，以备大雅观摩；兵燹之后，斯文浩劫，志学之士欲求全史而读之，盖有登天之难焉。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十一本，不敢私为己有，愿与同好共之，拟用石印，较原版略缩，本数则仍其旧。” 光绪十年（1884），同文书局本《二十四史》陆续面世。该书高20厘米，宽12.6厘米，属于32开本尺寸；半叶版框高15厘米，宽10厘米；十行，行二十一字。开本不大字却不小，既便于庋藏，又省料利于降低书价。
众说“同文本”
民国学者钱基博，对同文本《二十四史》颇有微词，他说：
“光绪间，泰西石印法初传至中国时，粤之徐氏创同文书局，印精本书籍，最著名者为覆印武英殿《二十四史》，皆全张付印。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明显，便于付印；又书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尤可笑者光绪甲申，自言所据乾隆四年本，而不知四年所刻，固无《旧五代史》，又未见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辄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板心亦题乾隆四年，书估无识，有如此者。然世乃以字迹清朗，称为佳本。竹简斋印《二十四史》，遂用同文书局本，故错字一仍其旧。”
钱基博所云多不属实。首先，谓“徒以所得非初印本，字迹漫漶，乃延人描使明显，便于付印；又书手非通人，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似证据不足。殿本《二十四史》面世，至光绪十年同文书局影印之时，不过百年，《旧五代史》则又晚四十年，“字迹漫漶”应属个例；“延人描使明显，便于付印”，系当时石印业普遍之流程，即后来商务印书馆亦无例外；至于“遇字不可解者，辄改以臆，讹谬百出”，不但钱氏未能举证， 后来也无人指出。其次，“又未见乾隆四十九年殿本，辄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此说绝非事实。徐润为清末著名实业家，“四大买办”之一，兼任招商局会办（其个人持股百分之五十以上），与李鸿章、张荫桓等朝廷权贵关系密切，搞到一部初印殿本《二十四史》应该不难。前引《徐愚斋自叙年谱》即明言“于京师宝文斋觅得殿板白纸《二十四史》全部”， 同文书局《股印二十四史启》又谓“本局现以二千八百五十金购得乾隆初印开化纸全史一部，计七百十一本”，《旧五代史》自当在其中。并且，《旧五代史》皇皇一百五十卷二十四册，“依殿板行款别写一通”，写后尚需雕版，谈何容易！从时间上看，《旧五代史》与《史记》等均系“光绪十年甲申仲春”首版之书，根本没有“别写一通”的可能。实际情况是，同文书局编印者误以为所购之《旧五代史》（乾隆四十九年校刊本）非初印，特将中缝“乾隆四十九年”改为“乾隆四年”，冒充“初印”。此举虽属无知妄为，与“依殿板行 款别写一通”性质不同，同文书局《旧五代史》系乾隆四十九年殿本是没有问题的。同文本《二十四史》因印制精良，后为竹简斋、中华书局多次翻印，销量多达上千部。
先行者的贡献
总体上看，同文书局影印本的质量在当时堪称一流，因而《康熙字典》《二十四史》等书，成为同行翻印的底本，并标注“同文原版”以提高身价。另外，同文书局影印书品种繁多，凡当年热门之书应有尽有， 除前文徐润自述之书外，能见到者尚有《三礼图》《经学辑要》《四书经史摘证》《宋本说文解字》《说文解字双声叠韵谱》《尔雅音图》《切韵指掌图》《韵史》《纪元编》《钦定四库全书简明目录》等上百种， 皆纸张白净，字迹清晰，质量上乘。
然而，细查之下可以发现，同文书局所印之书，与其他大小书庄之书并无本质区别，多为重复出版，版本也是常见的清代通行本，所谓《宋本说文解字》《宋本切韵指掌图》，实为清代翻刻本。在此情况下，同文书局精心校阅、印制及优质的纸张材料，反而增加了成本，在“劣币驱除良币”的大环境下，“印书既多，压本愈重”，直至关张停业，就不足为怪了。无独有偶，情况与同文书局相似的点石斋 石印书局，也于宣统元年（1909）停业，并入上海集成图书公司。
发人深省的是，历经清末三十余年，数十家书局书庄翻印古籍的热潮后，张元济先生在1920年写就的《四部丛刊启》中，感叹道：“自咸同以来，神州几经多故，旧籍日就沦亡，盖求书之难，国学之微，未有甚于此时者也。……此其所收皆四部之中，家弦户诵之书，如布帛菽粟，四民不可一日缺者。”这段话，几乎全盘否定了此前的古籍影印成果，虽略显武断，却也八九不离十。
清末古籍影印最大的成绩：在照相石印技术及古籍版式设计等方面，积累了不少经验，为民国时期古籍影印的大发展，打下了一定的基础。例如，同文书局殿 本《二十四史》、十八行本《康熙字典》等书的开本，堪称“黄金”尺寸，商务印书 馆的《四部丛刊》与此相仿，大概受到启发。张元济先生对此开本的评价甚高，曰：“雕版之书，卷帙浩繁，藏之充栋，载之专车，平时翻阅，亦屡烦乎转换。此则石印，但略小其匡而不并其叶，故册小而字大；册小则便庋藏，字大则能悦目。（《四部丛刊启》）”再有，“四拼页”“九拼页”等 割裱缩印方式，也为后人大量采用，如中华书局影印的《古今图书集成》，开明书店的《二十五史》，都是九拼页，将鸿篇巨制的古代名著大幅缩小，为大部头古籍图书的普及，作出了贡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