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席记者于茂世文图
引子
开篇以来，一方面一再将“辛亥革命第一枪”放在武昌首义的宏大格局中，一再消解“第一枪”被后人赋予的太多意义与象征。同时，却又不厌其烦地说道徐万年“首鸣手枪者再”。
权威的说法是熊秉坤打响了“辛亥革命第一枪”。
徐万年鸣冤叫屈？
当然不是。
因为徐万年真的不差这一枪。反复说徐万年“首鸣手枪者再”，无非是想借“第一枪”的法门，纪念一位我们不该忘却的武昌首义元勋而已。
既然借“第一枪”说事儿，那就看看权威说法的“熊一枪”——熊秉坤，在其《辛亥首义工程营发难概述》中是如何在回忆自己的时候牵掣出徐万年的——
“一九一一年四月（辛亥三月），工程第八营同志田智亮与熊秉坤至武昌城内分水岭三十二号谒孙武，座中有居正、邓玉麟、徐万年等，谈论颇洽。熊自是加盟于革命，承嘱负工程第八营一营全责，名之曰总代表。
“熊秉坤、徐万年、刘复基、彭楚藩、胡祖舜、王宪章等，于首义之先一月，在蛇山抱冰堂开各标、营代表大会，到者二三十人，制定规约。其组织分为排、队、营、标，各有代表；非标代表或独立营代表，不能参加干部会议；标或独立营代表，乃能传达干部决议。
“蔡济民掀被而起，泪痕未干，盖因彭、刘、杨惨死故也。熊谓不应作儿女态，并询以炮队发难计划。蔡曰：‘哪里有计划？他们都跑了，摇清（即孙武，原名孙葆仁，字尧卿，因仰慕孙文，改名孙武；将尧卿改为摇清，决心摇翻清朝）面部炸伤，只有教炳三（即邓玉麟）再去炮队试它一试。
“金兆龙（金铫龙）突破两道障碍，始达到炮队第八标后营门，时炮队内部已响应。金遂与炮标同志蔡汉卿、程国桢、孟发承（应为孟发臣）、徐万年（徐此刻当不在炮队）等谈城内同志盼炮队进城如大旱之望云霓。唯夜间不便驾驶，由双方同志与士兵拖炮三门，向城内进发。同来者有李作栋、邓玉麟两同志，系昨夜送信炮队未走者。
“第八标炮队总代表徐万年回标，将所有大小各炮悉数运到楚望台。此时兵力增大，士气甚旺，吾人最大而最重要之工作，即攻督署而占领之也。
“黎（黎元洪）即乘之起行，吴总指挥（吴兆麟，工程营连长辛亥武昌首义，临时总指挥）派兵百余名扈送，熊秉坤、邓玉麟、李作栋（李春萱）、徐万年、马骥云（河南固始人，敢死队队长，冒死攻占湖广总督衙门）诸同志随行。队前有旗帜两面，黎欲去之不可得，意殊不悦……黎、邓等乃至咨议局。革命军同志以为已将黎劫持，可以依靠，当时固未计及有后患也。”
熊秉坤站在自家与工程营方面回忆武昌首义，徐万年依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巨大存在。
之所以反复说“第一枪”，无非是想说徐万年“首鸣手枪者再”，是武昌首义的信号枪、发令枪。
至于工程营的“第一枪”，无非是争执之下掂起步枪打了人而已。这意外的一枪，尽管起到了发动工程营起事的作用，但要说其为武昌首义的信号枪、发令枪，有些勉强。
【一个小镇，六位辛亥先贤】
徐万年、王鹤年、孟华臣、马云卿、马骥云、钱芸生……辛亥首义，河南志士云集武昌。
当然，这只是“挂一漏百”。
作为河南媒体，对武昌首义较少关注。纪念辛亥革命一百周年，《厚重河南》推出系列报道，记者这才不期然与武昌首义元勋徐万年偶然“相遇”。
“武昌起义元勋辛亥武昌首义，在河南，在南阳，乃至在南阳市宛城区瓦店镇，也不只是徐万年一人。”长期致力于徐万年研究的南阳市第十中学教师袁海东先生说，“因为关注徐万年，也了解到瓦店镇其他参与武昌首义的志士的一些情况。如钱芸生，字露仙，幼年讨荒落脚瓦店镇，后到武昌当兵，经徐万年介绍加入共进会，担任湖北新军混成协炮工辎（炮营、工程营、辎重营）总代表兼联络员，1911年9月，当选为湖北革命党军务筹备员。10月10日晚，钱芸生与战友蔡鹏来等放火为号，发动起义，率队进攻楚望台。1913年6月，被稽勋局评定为甲级功臣。曾任湖北省都督府参议，湖北船政局总办。1930年秋，钱芸生回到瓦店镇，受凉而病，不幸去世。早年，家中留有他的勋章、勋刀，还有宋教仁、黄兴的手书，后皆遗失。宋教仁为其题联‘寄情山水，观化天下’，落款为‘露仙仁兄校正宋教仁手书’。”
1913年6月，大总统袁世凯命令稽勋局核定武昌首义有功人员，“六百八十五人，分甲乙丙丁四种”，其中甲种功臣136名，徐万年、王鹤年、钱芸生赫然在列。三人中，钱芸生排位在后，在136名甲种功臣中排在第28位。
徐万年、王鹤年、钱芸生，都是瓦店镇人。
除却三位甲种功臣，参加武昌首义的瓦店镇志士至少还有——
田子清，生卒年不详，瓦店镇人，辛亥首义战士。南北和议后，在湖北军政府做事。1927年，曾在刘少奇领导的共产党武汉总工会工作。1928年回乡，曾和徐万年一起卖柴，后又与其兄田子砚等合开花布行。
许丙炎，生卒年不详，瓦店镇逵营人，首义前在小朝街革命秘密机关做事。10月9日，与“武昌首义三烈士”彭楚藩、刘复基、杨洪胜一起被捕。起义成功后，被革命党人解救。之后，回到瓦店镇，以开设私塾为生。
朱金书，字麻衣，又字马义，生于1884年，瓦店镇朱张庄人。1911年10月，在武昌参加新军起义。南北议和后，弃军从商，做粮油生意，往返于汉口、襄樊、南阳等水陆码头，也贩运生猪、杂粮、桐油、杉竹等货物。因遭遇盗匪抢劫，连续受到意外打击，后在瓦店镇界中街开设坐商（在固定地点经商，与“行商”相对），字号“公兴长”粮行。卒于1971年，享年87岁。
一个小小的瓦店镇，经过一位当地教师不完全的业余“检索”，竟然“搜罗”出6位辛亥先贤。
除却瓦店镇6位先贤，参加武昌首义的河南志士还有孟华臣、马云卿、马骥云……
当然，也不只是他们9人。
查阅资料，有的说，武昌首义，河南籍志士约占1/3，其与湖北，共同构成了武昌首义的主体。
【埋葬帝制，不分汴梁武昌】
武昌远在湖北。
河南志士不在自家的开封汴梁奋起革命，缘何“客居武昌”，成了辛亥首义的主体？
考察武昌首义河南志士，大都出于河南南阳，抑或靠近湖北的河南信阳。
“金赊店、银石桥、铜瓦店、铁安皋——南阳人爱以金、银、铜、铁形容自家的四大历史名镇。赊店，现在社旗县县城；其余三镇，现在还是南阳名镇。”袁海东说，“细数南阳四大名镇，曾经都是水陆码头，都是人流、物流的集散之区。直到今天，瓦店镇城区约有2万常住人口，精于商业、追逐商业的回族大概占了一半。”
南水北调，丹江口水库的水，就要从南阳流到郑州、北京了。但是，不调的话，南阳的水，则是自北而南，流向湖北。
就行政区划而言，南阳归于河南；就地理单元而言，南阳融入了湖北。也因此，南阳人到湖北当兵，一如白河向南流淌，自然而然。
考察河南志士，他们大都读过几年私塾。
这，也是湖北新军的一大特征。
1906年秋，清政府在河南彰德（安阳）举行秋操，北洋袁世凯、湖北张之洞所练南、北新军在此演习，时人评价：北洋新军“以勇气胜”，湖北新军“以学问胜”。
一时，湖北新军成为中国大地上仅次于北洋新军的军事力量。
因为“以学问胜”，湖北新军的思想观念，要比北洋新军进步得多。于是乎，湖北新军成为革命党人开展宣传革命、组织起事的良好舞台，成了颠覆清王朝首义之师。
推动历史前进的因素，总是多项且相互联系的。单个历史人物与历史事件的重要性，往往也只是相对的。
一百年了，而今回望武昌首义，也不是八百里水泊梁山排座次，非要给某些人物的功绩大小排出个什么序列，非得弄清谁是第一、谁是第二不可。
“辛亥革命第一枪”，只是一个“脸谱”，成为永远不解的谜，也没有什么不好。
不过，当某些重要人物的显赫事功与生命价值已被集体无意识地忽略，甚至遗忘，清理其历史功绩就是求真求实，那就不再是可有可无的了。
毫无疑问，辛亥革命之所以叫辛亥革命，中华民国国庆纪念日之所以定在10月10日，都是因为武昌首义爆发于旧历的辛亥之年，公历的1911年10月10日。
武昌首义是埋葬清朝统治的总动员令。
在此之前，并非没有武装起义。就在辛亥这一年，1911年4月27日，孙中山、黄兴直接领导了广州黄花岗起义。这是孙、黄投入精力最充分、筹款最多的一次武装行动。
黄花岗起义失败，孙中山流亡海外，并断言：推翻清政府，将是一场持久战。
但是，不到半年，武昌首义成功了。
孙中山感到意外，很多人也就把它的成功说成“偶然”。
彪炳史册的辛亥革命主要是以辛亥年一举成功的武昌起义命名的；如果离开了武昌起义，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需要重写。但是，长期以来人们除了关注“第一枪”外，对发动和组织湖北新军士兵成为革命党人的有关领导者的研究，相当不够。
如果不是湖北新军揭竿而起，辛亥革命的历史，恐怕还是需要重写。
忘却徐万年，武昌首义成功也许就会变得“偶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