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之外，富于收藏，大澂好之甚笃之，知之渐深——
从金石学家吴大澂书信看治学
陆德富 张晓川
《吴大澂书信四种》 吴大澂 著 陆德富 张晓川 整理 凤凰出版社
吴大澂（1835—1902），江苏苏州人，同治七年中进士。他的一生，由科举而仕宦，且勇于任事，故而履历丰富。早年，即以翰林院编修身份，上疏议西人觐见同治皇帝事。至身膺封疆，仍不顾慈禧之忌讳金石周易应用学者，奏言当尊崇光绪本生父醇亲王之典礼尊号，并因此明升实降，负责河工事宜。不过吴大澂亦非仅以书生议论为务，赈灾、河工活民，造福百姓；垦拓、移民实边，勘定疆界；创吉林机器局，参与电报建设金石周易应用学者，皆其办理洋务之实效。更以文臣典兵，考究行伍技法，撰《枪法准绳》，连淮军宿将周盛传都深感佩服。甲申、甲午二役，毅然请战，终不能挽狂澜于既倒，究可谓尽忠臣之本分。
政事之外，吴大澂受晚清金石学影响，富于收藏，《愙斋集古录》被誉为当时“最著者”，然而他并不满足于供诸斋堂，把玩自娱，而是借兹研究器物，考订文字，著成专书。顾颉刚在总结百年中国史学时，专门提到吴大澂的《说文古籀补》一书，言此书极“矜慎”，以彝器铭文补《说文解字》，多有匡正，且为中国的古文字研究摆脱《说文》过度束缚，走向现代意义的古文字学打下了基础。
吴大澂的时代，政事、学问皆非能闭门造车，一力承担者。政事向来需要商量协作，晚清变局中办理洋务等多须借助各方之力，自不难理解。学问也需通声气相补益，尤其是金石发见，可遇不可求，更要互通有无，以拓片描摹寄送，反复讨论，实际上形成了金石学的小共同体。故而，书札史料尤为重要。
此次整理吴大澂书札共有四种，其中专书三种，分别是吴大澂给陈介祺、王懿荣和徐熙的书信与手札。最后一种是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收藏的书信，为吴大澂在吉林期间给李鸿章、依克唐阿、铭安等人的书信。
书信相对更为私人化，所言所书并无拘束，涉及内容繁多，吴大澂给陈介祺的信中主要谈金石之学，但不时言及手边处理的政事。
关于练兵置器，吴大澂自认颇有心得，在吉林期间，他与李鸿章、朝中友人宝廷及下属管带戴宗骞等人的书信中经常提及武备训练之事。即便在给与此毫无相关的陈介祺的书信中也常常谈及，他不厌其烦地总结各种枪炮利钝，操练之心法，怕陈老前辈不能理解，还要以“文字尚古，器用尚新”等来进行说明，并表露心迹，将枪炮、钟鼎之爱好，等夷视之：
大澂好之甚笃之，知之渐深，几等于三代彝器之好。
从此也可得知，吴大澂并非叶公好龙、纸上谈兵，强充文武双全，盖因在陈介祺面前，他完全不必惺惺作态于兵事，而乃真究心于此，深切琢磨之。
当然，吴大澂的书信，对于勾勒晚清金石学的演进与推动，更有极大的史料价值。吴大澂任陕甘学政期间，视学之余，不忘搜罗金石碑版：
车所历，亦时策骑荒郊，流连古道，偶访汉唐碑碣，以弇山尚书《金石记》所载，按图而索。
荒郊古道，仆从数人，在他人看来，或许还别是一道风景。不过，亲赴石门访碑的情形，就大不相同了：
同治甲戌十月之望，汉中试事毕，翌日策马至褒城，自龙王庙渡口泛舟而上，行里许，风甚湍急，挽索不前，篙师有难色，舍舟而徒由东岸石坡，逦迤至白石土地庙，山径纡仄，崖谷峻险，距石门尚数里也。
其风之急，其水之湍，其路之纡，其岸之险，今日读来，仍不免为之心悸，这就见得他确是“好古真笃”之人。当时喜好搜罗金石的人不少，但像他有机会实地踏勘且愿意花大力气的却不多。
吴大澂悉心访得的金石碑版，经工人制成拓片，函寄给陈介祺、潘祖荫、王懿荣等人。陕甘学政的衙署，俨然成了金石拓片的来源之所。这些金石拓片，或取自新见之器，或为旧刻新拓，不但为同好们提供了新的金石文字材料，而且还提供了同一文字资料的更好的拓本。
书札当中反映出的吴大澂在古文字释读方面的成就，也颇能代表彼时金石学研究的水平。比如吴氏在致陈介祺的书札中，通过联系《说文》所记载的“酱”字的古文写法，正确地释读出了燕国官玺中的一方“将军之”。在另一通致陈介祺的书札中，吴大澂又释出了燕国古玺中的“都”字。此字习见于燕国官玺，缀连于地名之后，相当于县一级的地方行政组织。“都”的正确释读，对认识战国时期燕国的地方行政制度较为重要。如此等等，不一而足。
（作者陆德富为杭州师范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张晓川为湖南大学岳麓书院副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