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易》要略
王曙光
（节选自：王曙光著：《周易心解》（上下册），中国书店，2022年版。）
一 群经之首
《周易》是中国古代“元典之元典”，对中国文化影响甚巨周易最初应用是占筮，其中所包含的哲学思想博大精深，再加上两千多年以来历代诠释者对《周易》的持续不断的解读，遂使《周易》一书成为中国哲学史上最具魅力之经典。儒家将《周易》尊为“六经之首”（六经为《诗》、《书》、《礼》、《乐》、《易》、《春秋》）；道家亦极尊崇《周易》，并对其中的辩证思想与阴阳太极学说进行了充分的发挥；而先秦诸子，亦多热衷讨论《周易》。可以说，尽管中国儒家传统观念认为《周易》乃儒家经典，然而事实上儒、道以及其他学派均极尊崇此书，故我们可以说，《周易》乃是中华哲学思想之母体与源头，儒、道等各家都对《周易》精神与哲学的阐扬做出了贡献。因此，若说《周易》乃“群经之首”，是一部对中国哲学乃至中国文明有独特伟大贡献的古书，恐怕是没有人对这一论断提出疑义的。
《周易》年代久远，诠释者众多，而各家歧见纷纭，故两千多年来争讼不已，从而使《周易》成为中国思想史上争议最大的一部书。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周易》即是“《周易》诠释学”，两千多年来的《周易》之学，实乃“《周易》诠释学”之发展流衍史也。
《四库全书总目提要》对历代各家的《周易》释说作了一个概括：“《左传》所记诸占，盖犹太卜之遗法。汉儒言象数，去古未远也；一变而为京（房）、焦（赣），入于禨祥；再变而为陈（抟）、邵（雍），务穷造化，《易》遂不切于民用。王弼尽黜象数，说以老、庄；一变而胡瑗、程子（颐），始阐明儒理；再变而李光、杨万里，又参证史事，《易》遂日启其论端。此两派六宗，已互相攻驳，又《易》道广大，无所不包，旁及天文、地理、乐律、兵法、韵学、算术，以逮方外之炉火，皆可援《易》以为说，而好异者又援以入《易》，故《易》说愈繁”。存世《易》学著作据说有三千种，清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里，收《子夏易传》至清代《易》学著作一百六十八部，而二零零二年完成的《续修四库全书》“经部易类”里，则收《帛书周易》至《古三坟书》一百四十三部。古今《易》学之书，可谓浩如烟海，汗牛充栋，其中歧见纷纭，莫衷一是，不仅体现出诠释者研究视角之歧异，而且也反映出时代学术风尚之流变。而《周易》之魅力也许正在于此。正因为《周易》具有“无穷”的“可诠释性”，才使得这一古老的著作历经两千多年而长盛不衰，仿佛具备了一种永恒的“神秘魅力”，吸引一代代的诠释者浸淫其中，不能自拔。而绵延两千余年而不辍的“《周易》诠释学”，其中所隐藏的中国思想发展流衍之轨迹周易最初应用是占筮，正是我们解决中国思想史与中华文明史时不能避开的关键“密码”。
二 广大悉备
作为中国思想史与中华文明史源头性的著作，《周易》不仅内容丰富，而且具有一定的辩证思维和抽象思维水平，展现了远古时代先贤对宇宙、社会与人生的深刻认知（尽管很多认知是以极朴素直观的方式来表达的）。《周易》的创撰者们将丰富庞杂的历史材料、占筮资料加以分类整理与理论概括，并以简明而富有逻辑的符号化系统（阴阳爻及其组合）来表现他们对宇宙、社会、人生的洞察，这种辩证思维与抽象思维的能力是举世无匹的，令人惊叹。将纷繁复杂的现实世界纳入一个阴阳组合的简单模型，用以解释天地万物之演化规律，这一高度符号化、系统化、逻辑化、公理化的世界生成演进体系，在世界古代思想史上可谓绝无仅有。简单而富于解释力的理论模型，才能够有持久的生命力。“乾以易知，坤以简能。易则易知，简则易从。易知则有亲，易从则有功。有亲则可久，有功则可大。……易简而天下之理得。天下之理得而成位乎其中矣”（《系辞上》）。《周易》用“一阴一阳”这一至简至易的方式来观察阐释天地万物，正因其简易，才“广大悉备”，才有强大得解释力与持久的生命力。
《周易》作为中国最古之书，本身经历了一个较长的、复杂的“成书”过程。《周易》的最初形态，主要是用于占筮的文辞，作者将这些占筮文辞有系统地编排起来，以供占卜吉凶而用。随着卜筮的复杂程度的提高，用于表示占筮结果的符号系统与解释文字也日益复杂化，这也就显示着随着人类经济社会生活的进步与复杂化，人类对外部世界的理性认知也日渐深化与复杂化。这一历史过程并不神秘。人类对外部世界的认知经历了由简单到复杂的一个历史过程，由浑朴的简单认知（即所谓伏羲的“一画开天”），到渐次繁杂且深刻的理性认知，这一过程无外乎是人类经济社会生活演变的结果，其中并不包含任何玄妙的神秘主义的因素。由八卦（经卦）到六十四卦（别卦），表明了人类理性认知水平的提升，而这由简到繁的过程，则是物质生产与技术进步所决定的经济生活与社会组织不断嬗变流衍的必然结果。而对这些系统化、逻辑化的占筮符号的解释系统，也经历了一个由简到繁的漫长过程，从最初的卦辞与爻辞的简单解释与吉凶判断（即便是卦辞、爻辞之撰作本身也有先后之历史过程，卦辞出现当早于爻辞，而爻辞亦经历了复杂的修纂润饰过程），再到后来对卦爻辞解释的不断复杂化，出现了不同历史阶段的解释系统（即所谓“十翼”）。这些不同历史阶段的解释系统，由于其作者不一，成文年代亦有别，因而反映了不同历史时期经济、社会、思想的演变轨迹，这一事实，在《周易》全书中体现得极为明显，例证俯拾皆是。故任继愈说：“《易经》不是天书，是人类社会的产物。……易学研究，都经历了由简到繁这样的过程”（《中国哲学史》第一册），此为的当之言。
循着这样的逻辑，我们亦可以明白，《周易》何以由一部最初的具有一定辩证思维与抽象思维水平的占筮之书，而逐渐经由数百年的复杂的诠释过程而成为义理丰赡、哲学意味浓郁、解释框架高度系统化的思想元典的；而且更进一步地，我们可以明白，《周易》正是经过儒家学者长期的“再诠释”工作，最终成为儒家哲学色彩极重的一部著作（当然这里不否认其他学派也参与了《周易》的“再诠释”）。这种“再诠释”工作逐步将儒家伦理观念赋予《周易》的占筮文辞，使其具备了道德形而上学的色彩；而反过来，《周易》的高度符号化与逻辑化的行事，也使儒家哲学找到了最佳的抽象化形式，便于将儒家哲学提升到一个更高级的抽象形态。儒家把《周易》提高到“极天人、穷性命”的高度：“帝王道法，载在六经，而极天人，穷性命，开物前民，通变尽利，则其理莫详于《易》。《易》之为书，合四圣人（旷按：指伏羲、文王、周公、孔子）立象、设卦、系辞焉，而广大悉备；自昔包牺、神农、黄帝、尧、舜，王天下之道，咸取诸此。盖《诗》、《书》之文，《礼》、《乐》之具，《春秋》之行事，罔不于《易》会通焉”（《日讲易经解义》序）。儒家传统中将《周易》作为儒家经典的源头，实际上，《周易》的“儒家化”正是“《周易》诠释学”从西周以至于汉代不断演变发展的历史结果。
《周易》中的卦、爻辞，由于直接采自于西周以及西周以前的丰富的占筮材料，因而保留了大量的历史资料，乃是研究上古历史的宝贵文献。根据李镜池先生统计，卦、爻辞中包含着大量反映周人经济社会状况的材料，其中反映行旅迁徙的有近百条，反映战争征伐的有八、九十条，反映祭祀宗教活动的有二十多条，反映饮食的有三十多条，反映渔猎生活的有十九条，反映畜牧业的有十七条，反映婚姻与家庭的有近四十条，反映狱讼的有十余条，可以说综合反映了周人漫长生活史中农牧业生产、社会组织以及宗教、政治、军事等领域的实际情况（《周易筮辞考》，收于《李镜池周易著作全集》卷一）。李镜池从《周易》的材料来源与史料类型分析，认为卦爻辞的最初文本很可能处于周王朝的卜史之官，这一猜测是有道理的，而《周易》中所保存的史料，对于研究周以及更早的商代的经济社会情况，是非常有益的资料。
（王曙光，北京大学经济学院教授、博导、北京大学产业与文化研究所常务副所长）
壹道曙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