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6年3月的一天，郭沫若经过好友瞿秋白的推荐，来到了当时中国的革命中心广州，初到广州的郭沫若立刻到名士林伯渠的家中拜访，与他商量自己即将到广州大学赴任的事情。
林伯渠
没想到郭沫若一进门便遇到了一个长相清秀的年轻人，此人名叫毛泽东，是当时国民党的代理宣传部部长兼第六届广州农民讲习所的所长。
一见面，毛泽东便非常热情地同郭沫若打起了招呼。而郭沫若的注意力则被毛泽东独特的外表所吸引。
多年以后，郭沫若写下了一篇文章回忆他与毛泽东的初见。在这篇文章里，郭沫若引用了太史公司马迁对于张良的评价，称毛泽东的长相“如妇人好女”。
那么，郭沫若为何会如此评价毛泽东呢？而毛泽东身为郭沫若的好友，又对他有着怎样的评价呢？
这一切还要从毛泽东与郭沫若的“情谊”开始讲起！
青年时期的毛泽东
殊途同归的“伙伴”
1892年，郭沫若出生于四川省乐山市沙湾镇的一个商人家庭。虽然生活相对优渥，但这并没有让郭沫若沉溺其中。
1914年甲申年是几几年，郭沫若到达日本九州帝国大学学习医学，由此获得了一个“海归学者”的身份。而同一时期的毛泽东则在湖南长沙的师范学校里读书，几年之后便与他的朋友蔡和森、萧子升等人一起创建了“新民学会”。
新民学会成员合影
当时的毛泽东身在国内，所听所看都是反动军阀们对老百姓的残酷压迫。湖南长沙的街头到处都是衣不蔽体的乞丐，即便是遇到丰年，街上依旧有许多吃不上饭的穷人倒在路旁。
而此时的郭沫若正在日本留学，整天与他打交道的都是一些留学生与公子哥。再加上当年的中国留学生里很少有人真正关心国家的前途与命运。在这样的环境与氛围之下，郭沫若也只能够选择潜心创作文学，含蓄地来表达自己的思想与观点。
1921年，郭沫若的第一本新诗集《女神》公开发表，让他一夜成名。当时，由于国内的新文化运动的余波尚未结束，郭沫若的诗集传回国内以后便受到了大家的追捧。各大出版社连续加印了好几版也根本不够销售。就这样，年仅29岁的郭沫若成了当时炙手可热的“文化明星”。
1923年，郭沫若结束了自己在日本的留学生活回到了国内。刚刚下轮船他就惊呆了。目之所及尽失压迫与剥削，平民百姓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
于是，愤怒的郭沫若决定拿起自己的笔与这个黑暗的世界抗争到底。由于在国内接触到了一些宣传俄国无产阶级革命理论的书籍，郭沫若越来越笃定地相信只有“苏俄的革命道路”才是中国未来唯一的希望。
为此，郭沫若曾多次在自己的文章里呼吁革命，而这也让他成了当时北洋政府的眼中钉、肉中刺。终于，在越来越紧张的形势之下，郭沫若只能选择离开北洋政府的控制区域，前往更加“革命与自由”的南方地区。
1923年4月，毛泽东也到达了上海。此时的他已经是中国共产党的重要人物，此次他来到上海的目的就是调查并策划工人运动。
由于上海是当时中国工人最多的城市，党中央对于毛泽东的工作格外重视。同年六月，因为我党要在广州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毛泽东也随之前往了广州。
可以说，在毛泽东与郭沫若见面之前，他们在思想上就已经比较接近。而他们后来的种种作为，也都在说明所有的革命者所做的工作都是殊途同归！
中共三大会址
初次见面 印象深刻
1926年，郭沫若收到了好友瞿秋白的邀请，到广州的广东大学担任“文科学长”。到了国民党的地界自然要拜会本地的重要人物。于是，郭沫若选择来到了国民党元老林伯渠的家里。
在林伯渠的家中，郭沫若第一次见到了毛泽东。起初，毛泽东独特的外貌长相就给郭沫若留下了极其深刻的印象。青年时期的毛泽东面相清秀，留着一头颇为精神的短发。这让郭沫若觉得眼前一亮。
在郭沫若多年以后写下的《创造十年续篇》里，他曾这样评价毛泽东的长相：
“太史公对于留侯张良的赞誉说：‘余以为其人魁梧奇伟，至见其图，状貌如妇人妇女。’吾于毛泽东亦云然。”
青年毛泽东雕像
而且，在这篇文章中，郭沫若还对毛泽东说话的声音做了评价。在他看来当时的中国革命党人大多心如烈火、声如洪钟。很少有人能够轻声细语地说话。而毛泽东操着一口湖南湘潭的方言，用轻细的声音与自己交谈，甚至让他有些听不清说话的内容。
由于毛泽东说话的方言音实在太重了，郭沫若一句话里只能听懂两三个词汇。直到这次会面结束后，郭沫若这才后知后觉地反应过来，毛泽东跟他所谈的大概就是广东地区这些年以来的农民运动现状。
早年的郭沫若
其实，在这次见面过后，郭沫若对毛泽东这个人的印象也谈不上有多好。两人只能够算是“点头之交”。但几天之后，毛泽东就亲自找到了郭沫若的家中，并且一再表示要请他帮个忙：
“鼎堂先生莫要推辞了。我听说你在日本留学期间学贯中西，所以想请你给我们广东农民讲习所的同志们讲课。”毛泽东此来既是为了公事，也是为了个人的革命理想。因为他知道，如若不是怀有一颗“革命之心”，郭沫若也不会来到广州。
郭沫若见到毛泽东对自己如此坦诚，便爽快地答应了他的邀请。此后，他们两个人就成了无话不谈的“革命战友”，只不过因为受教育与个人经历的不同，两人对一些事情的看法在侧重点上也不太一样。
早年间，郭沫若和毛泽东经常相约一起外出向大家做革命演讲。毛泽东所做的演讲大多是关于“如何发动中国的农民参加革命运动”，而轮到郭沫若时，他的演讲主题便是“论文学与革命的关系”。
在演讲当中，郭沫若一再地号召当时的青年人深入基层，主动去了解中国工人以及农民们的生活与处境，为将来在文化阵线上发动一场革命做好准备。
当时国内革命高潮迭起，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工作也进展得十分顺利。可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发动了反革命政变，随后汪精卫又紧随其后在武汉发动了715反革命政变。一时间到处都在逮捕中国共产党人和其他的左翼革命志士，毛泽东和郭沫若的处境变得十分危险。
412政变中被捕的共产党人
由于情势万分紧迫，郭沫若只能够选择去江西，参加在那里的革命活动。而毛泽东则需要回到自己的湖南老家去，组织力量来对抗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残酷镇压。于是，这对好朋友在武汉依依惜别。
“润之，此次分别，我们不知道什么时候还会再次相见啊！”郭沫若握着毛泽东的手依依不舍地说道。
“鼎堂兄，我们的革命事业只是暂时进入了低谷期，我们的理论是先进的，我们的同志是勇敢的。就凭这两点，我们的革命就一定会成功！”毛泽东是一个非常乐观的人。无论身处什么样的逆境之中，他总是能够看到积极的一面。
但不幸的是，郭沫若前往江西参加“南昌起义”，结果失败了。蒋介石在各地贴出了通缉令，悬赏逮捕郭沫若和一大批中国共产党人。当时，被逼无奈的郭沫若等人只能化装潜入了上海。
可是一直躲着也不是办法，如果没有下一步的打算和计划，早晚都会被国民党的军警抓住。最终在大家的合力劝说之下，郭沫若选择了暂时前往日本。
南昌起义绘画
抗战中的“文坛巨匠”
1937年7月，日本军国主义分子发动了“卢沟桥事变”，日寇开始了全面侵华战争。作为一个中国人，此时的郭沫若虽然身在日本，但心中却无比的愤慨。他不顾自己的日本妻子，毅然决然地踏上了回国之路。
七月下旬郭沫若便回到了中国，由于郭沫若的身份特殊，组织上决定让他“秘密恢复党籍”，与一位同志保持“单线联系”，不久改为受周恩来同志的直接领导。
由于郭沫若在当时的文学界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为了让郭沫若发挥最大的作用，在组织的运作下，郭沫若担任了国民党军委会政治部第三厅的厅长。有了这层官方身份作为掩护，郭沫若便可以光明正大地团结国民党内部的爱国人士了。利用这层身份，郭沫若为我们党的军队和根据地争取到了许多支援和物资。
卢沟桥事变中的中国军队
而此时，毛泽东正在延安的窑洞里指挥我们党的抗日斗争。他对郭沫若的情况也十分关心，多次找来周恩来同志当面询问。
“主席，现阶段我们需要一位像鲁迅先生一样的文化旗手，在文化领域号召大家爱国抗日。”一次，在会谈当中周恩来提到了抗日文艺工作，这同样也是毛泽东颇为关心的。
“我看郭沫若去干这个就很合适，他在新文化运动的时候就写过诗歌。现在正好可以让他成为鲁迅先生的继任者。”关于“抗日文化旗手”的人选，毛泽东的心里早有了主意，他听了周恩来的话立刻提起了郭沫若。
而郭沫若果然不负众望，在抗日战争期间他文思泉涌，就创作了许多脍炙人口的作品。《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这些作品都为当时正处在苦难中的抗日军民带来了无限的希望。
1939年的7月，郭沫若的家乡传来噩耗，他的老父亲因病离世。郭沫若只好暂且放下手里的诸多工作回乡奔丧。这个消息也很快传到了毛主席的耳朵里。他提起笔为郭沫若的父亲写下了一副挽联：
“先生为有道后身，衡门潜隐，克享遐龄，明德通玄超往古；哲嗣乃文坛宗匠，戎幕奋飞，共驱日寇，丰功勒石励来兹。”
可以说，毛主席通过一副挽联不仅悼念了郭沫若先生的父亲，也对于郭沫若先生本人给予了极高的评价。他在挽联当中称郭沫若为“文坛宗匠”，这个评价不可谓不高，纵观同一时期的其他文艺工作者，郭沫若的确担得起这个称号。
1942年，郭沫若创作了著名的话剧《虎符》。这部话剧通过讲述“信陵君窃符救赵”的故事，使得话剧里的内容折射进了现实。1943年，《虎符》一经公演就在社会上掀起了非常激烈的讨论。有不少人认为蒋介石就是剧里昏聩的魏王，而信陵君则代表了一心为国的中国共产党人。
由于这部话剧的影响实在太大了，后来有同志专门将这部剧带到了延安交给了中央的同志们。毛泽东在与大家共同看完话剧之后也异常振奋。他给郭沫若写信评价道：“收到《虎符》，全篇读过，深为感动，你做了许多十分有益的革命文化工作，我向你表示祝贺。”
《信陵君窃符救赵》的绘画
但是，作为共产党文化战线的战士，郭沫若并没有停止斗争的步伐！1944年，正好是大明王朝覆灭的第300周年。而且这一年在“天干地支纪年法”中也正好轮到了甲申年。于是，蒋介石的御用文人陶希圣受到老蒋的委派，写下了一本名叫《中国之命运》的书籍，并以蒋介石个人的名义在全国范围内公开发表、大肆宣传。
在这本书当中，陶希圣大言不惭地分析道：“清朝的军队之所以能够入主中原，完全是因为明朝内部的李自成、张献忠等流寇四处作乱，损耗了朝廷的国力。最后，大明王朝就在内外交困的环境中崩溃了。”
明眼人都看得出来，国民党的文人们这是在借过去的历史影射当今的政治环境。而李自成、张献忠则是在影射中国共产党人。
描绘李自成起义的绘画
蒋介石等人这么做无非就是在借分析历史，推行“新专制主义”。面对这种文化压榨和污蔑，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在文化上给予他们最彻底的反击！
于是从1944年3月19日开始，《新华日报》便开始在醒目的位置连载郭沫若先生的长篇史论《甲申三百年祭》。在这篇史论中，郭沫若直接尖锐地指出：
明朝之所以会灭亡，就是因为它自身“腐败无能”。李自成等农民起义军的领袖本来也想好好生活，但他们在明朝官府的逼迫之下，不得不落草为寇举起反抗的大旗。现在居然有人站出来指责这些走投无路的农民军，这实在是太荒谬了！
《新华日报》上刊登的郭沫若的文章
而后，国民党当局恼羞成怒，陶希圣等人奉蒋介石之命与郭沫若展开了一场旷日持久的“论战”。不过，他们在郭沫若先生的笔下都没有讨到半点便宜，只能灰溜溜地败下阵去。
抗战胜利之后，郭沫若与毛泽东在山城重庆再次见面。这次见面没有了以往的客套，反而尽是老友之间的默契。郭沫若见毛泽东带的怀表坏了，立马掏出了自己的怀表送给他甲申年是几几年，自此以后，毛泽东便将这只表珍藏了起来，颇为喜爱。到此为止，毛泽东与郭沫若之间的革命友谊可谓是“情比真金”！
惺惺相惜的“同路人”
新中国成立以后，郭沫若作为先进文艺工作者的代表来到了首都北京。在这里，郭沫若不仅参加了新中国历史上几次重要的会议，也继续在我国的文化领域发挥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不过，除了在新中国的政府中担任公职，郭沫若还有一个重要的身份便是毛泽东的“诗友”。因为他们两个人在古典文学、现代文学领域都颇有建树，所以他们也经常以诗词写作的方式表达和交流。
1957年，赫鲁晓夫等人在苏联的首都莫斯科举办“庆祝十月革命胜利四十周年系列庆祝活动”，毛主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重要领导同志也被邀请前往莫斯科参加活动。
当时，郭沫若作为随行代表团中的一员与毛泽东一起去了莫斯科。在前往莫斯科的飞机上，郭沫若写下了《题毛主席在飞机中工作的摄影》一诗。
1959年，毛主席回到了自己的家乡湖南韶山，随后又去了江西的庐山。在这两次旅行当中，毛泽东先后写下了两首诗词来抒发自己的情感。当年的9月，他亲自写信给秘书胡乔木道：“这两首诗请你转交给郭沫若同志，让他帮我看一看有没有什么毛病。”
9月9日和9月10日，郭沫若连续给胡乔木寄去了两封信表达了自己对于毛主席这两首诗的评价与看法。在信中，他逐字逐句地对毛主席的这两首诗做了品读与解析，还提出了自己的修改意见。
毛主席在韶山老家
晚年的毛泽东酷爱诗词写作，他经常情到深处便拿起笔写下一首诗，这也造就了很多脍炙人口的诗篇。但是对于这些诗词应当如何解读，学术界却有着不一样的声音。最终，郭沫若站出来给出了自己的意见。
作为毛主席多年以来的诗友兼战友，毛主席在写作很多诗词的时候都会直接与郭沫若同志讨论一番。再加上郭沫若在新体诗和旧体诗领域都享有盛名，他也就成为了解读《毛泽东诗词》的不二人选。
从1957年到1966年，郭沫若连续发表了二十多篇关于《毛泽东诗词》的解读与评论。而这些作品也成了当代“毛泽东诗词解读”的上乘之作，有的还被当成了最权威的参考资料。
1976年毛主席去世。郭沫若听闻消息后悲痛欲绝写下了两首名为《悼念毛主席》的诗词，其用词之悲，用情之真无不令人动容。曾经他在广州见到毛泽东，还对他的长相做出过惊人的评价，如今斯人已逝，剩下的只有遗憾和无尽的悲伤。
1977年的春天，郭沫若同志的病情也急剧恶化。他在自己生命的最后时刻仍旧抱有坚定的信仰。在孩子们问他还需要什么东西的时候，郭沫若用微弱的声音回答道：“请你们给我准备一本《毛泽东诗词》。”
听完郭老的话，在场的人无不感动落泪。郭沫若与毛泽东的感情既热烈又真挚，是那个时代无数志同道合的革命先辈之中的一个缩影和楷模。在毛主席的生命中，他一度把郭老当成了“知音”，而郭老则将主席当成了“知己”。
人生得遇一知己，何以相逢山岳轻。我们的一生宛如一颗划过夜空的流星，可以让我们充分绽放光芒的时间少之又少。而这份光芒若能够被另一个人理解并赏识，那真是我们令我们感到最幸福的事了。
郭老和毛主席的故事又何尝不是如此呢？他们出生在那个黑暗混乱的年代。在迷雾重重的道路上，他们一起为全体中国人铺就了一条无比平坦的康庄大道。这既是他们的幸运，也是我们的幸运。今天的我们必将迎着他们的背影，不断从脚下的土地走向胜利的彼岸。
参考文献：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别样诗友情》熊坤静
《毛泽东论郭沫若（上）》王锦厚
《毛泽东论郭沫若（下）》王锦厚
《毛泽东与郭沫若的情谊》王国学
《论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词之交》谭解文
《郭沫若与毛泽东的诗交》许若石
《毛泽东与郭沫若》严农
